在新中国７０华诞来临之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行系列新闻发布会，回顾７０年来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上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财政部部长刘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介绍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回答记者提问。以下为易纲行长发言全文。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

记者朋友们：大家好！再过一周，我们将举国欢庆新中国７０华诞。７０年来，我们伟大祖国欣欣向荣，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金融业同样欣欣向荣，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十八大以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白手起家，迅速建立了一个稳定可信的法定货币制度。改革开放４０年，金融业迎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逐步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体系。目前，我们有４５００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１３０多家证券公司，２３０家保险公司。金融业总资产３００万亿元，其中银行业２６８万亿，规模居全球第一。另外，债券、股票、保险市场也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外汇储备余额３．１万亿美元，多年来居全球第一。

二是基本建成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便民利民的金融服务体系。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我国金融服务不断丰富，存款贷款、支付清算、理财投资、信息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了世界前列。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征信、评级体系基本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改善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２０１９年８月末，普惠金融口径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１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２３％；民营企业贷款余额４５万亿元，同比增长６．７％，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比２０１８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１个百分点。

三是基本建立了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方式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提升金融体系健康性。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坚决对大型商业银行实施市场化改革重组，有效处置了农村信用社风险，促进各类金融业态规范发展。目前银行业不良率为１．９９％，资本充足率为１４％，拨备覆盖率为１８０％。我们不断健全金融法律体系和风险处置制度建设，不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提升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金融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目前形成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抓总，一行、两会、一局和地方分工负责的金融监管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２０１８年以来，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积极成效，依法依规稳妥处置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整体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市场预期发生了积极变化。

四是基本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金融调控体系。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金融调控始终努力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重点推动调控机制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创新完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注重逆周期调节。

五是基本确立了面向全球、平等竞争的对外开放体系。目前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已经大幅放开，明年将全面放开股比限制。目前外资银行在华机构有９８９家，外资证券公司１３家，外资保险公司５７家。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１９９４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有明显升值。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项目超过９０％。２０１６年，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的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有了明显增强。近年来，中国扮演负责任角色，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将再创新的辉煌。谢谢。

记者：请问易纲行长，我们关注到近期欧洲央行重启了ＱＥ，美联储也开启了年内第二次降息，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都是趋于宽松的，考虑到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中国有必要跟进降息吗？货币经济取向是否会进行调整？谢谢。

易纲：感谢记者朋友的问题。正像你说的，美国、欧央行和日本央行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央行，最近货币政策的取向，一个是降息，一个是重启ＱＥ。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货币的取向是什么？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型的经济体，我们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内经济，所以我们决定货币政策也主要是以我为主，考虑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来进行预调和微调。中国的经济目前还是在合理区间，物价方面也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区间。在转型升级中我们遇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综合分析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国际背景，我们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坚持稳健的取向。既要稳当前，也就是说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保持我们的广义货币Ｍ２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和名义ＧＤＰ的增长速度大体上相当、大体上匹配，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保持我们杠杆率的稳定，使得整个社会的债务水平处于可持续的水平。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长远，也就是说要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改革的方式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果你要看全球，包括美、欧、日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在未来几年的取向，我有这样一个判断，就是向前看，再过几年，如果哪个国家，特别是哪个主要经济体还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那么这样的经济体应当是全球经济的亮点，也应该是市场所羡慕的地方。谢谢。

记者：回顾７０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币的发行量大幅度增加，国际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了，这几年人民银行对于数字货币进行了援助，在世界上有一些猜测，人民银行会快发行数字货币，请问目前有没有发行数字货币的具体计划？

易纲：关于数字货币，我想说几点。

第一，人民银行从２０１４年就开始研究数字货币，我们有一个数字货币研究所，有一个专门的团队，目前取得了积极进展。我们把央行的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结合起来，所以叫做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这样一个一揽子的计划。

第二，将来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替代一部分Ｍ０，也就是说替代一部分现金，它不是说去替代Ｍ１或者广义货币Ｍ２。

第三，我们数字货币将来的框架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层运行体系，不改变现在的货币投放路径和体系，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市场的积极性。

第四，我们会坚持中心化管理，在研发工作上不预设技术路线，可以在市场上公平竞争选优，既可以考虑区块链技术，也可采取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新技术，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也设立了和市场机构激励相容的机制。至于你问到什么时候能够推出来，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表，我觉得还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特别是数字货币如果跨境使用，这里面还有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避税天堂和“知道你的客户”等一系列的监管要求。谢谢。

记者：去年１１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央行随后提出“三支箭”的思路，请问一年来解决民营企业，包括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效如何？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谢谢。

易纲：我们用“三支箭”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三支箭”指的是什么呢？第一支是银行贷款，第二支是市场发债，第三支是股权融资，在这三方面同时发力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发挥“几家抬”合力，央行、财政、监管、地方、金融机构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同时在宏观政策上我们也用降准、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贷款，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今年看，民营企业的贷款增长较快。

支持民企发债也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我们支持６６家民营企业发债４８８亿元，同时通过这些支持撬动了几千亿元的民企发债，有金融机构还有地方政府也仿照这种办法，用融资工具支持的方式分担风险，使得民营企业债券的发行不仅仅能够发得出去，而且在发行利率上有所降低。到今年８月末，普惠金融小微贷款余额是１１万亿元，增长２３％，增长的幅度比去年末高８个百分点。我们可以看一看贷款覆盖的面有多大，有多少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得到了贷款？在我们看到的数字中，目前有２５００多万户民营小微经营主体得到了贷款。这样有力地支持了就业、创业和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我们也非常注意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今年观察下来，综合融资成本是有明显下降的。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一起，继续把这“三支箭”用得更好。谢谢。

记者：请问易纲行长，去年有３０多家银行没有按时发表２０１８年年报，其中３个银行已受到相关部门的帮助，您认为将来会有更多银行需要纾困吗？央行有哪些手段可以对待这些问题？

易纲：你提到了中国目前一些城市商业银行，有些还是上市公司，他们推迟发年报，遇到一些风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正在进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三年攻坚战，今年是第二年，第二年是攻坚克难，要化解很多金融风险。总体来讲，你提到的问题，比如一些中小银行年报推迟，现在这些年报也陆续发出来了，并且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化解这些风险。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在今年５月严格依法接管了包商银行，接管后，５００多万储户、２０多万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还有绝大多数对公业务的存款者都得到了完全的保障。整个处置目前是平稳的，银行照常营业，井井有条，存取款都是非常自由的。

另外你也提到，可能还有一些银行，比如媒体报道的锦州银行目前也找到了战略投资者，新的战略投资者进去后要对锦州银行按照市场化方式来化解风险。一些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也在积极地增资扩股，把他们经营的模式转到为当地社区服务。前些年有些银行盲目扩张，而且做跨区、跨省同业业务，使得他们服务的焦点跑到区外、跑到一些风险高的项目上了。我们主张在化解风险的过程中，要求中小金融机构聚焦为实体经济服务、聚焦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服务，转向当地，使业务是可持续的，风险也可以得到化解。

总的原则是，针对目前出现的这些风险，要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法来严格依法化解。市场化、法治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首先你这个机构要负责任，机构负责的主责在谁呢？在股东，股东要负责。同时，大的债权人要有一些风险识别的能力，同时也要求地方政府负起责任来，监管部门和人民银行也要各负其责进行化解风险。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思路，股东负什么责、机构负什么责，责任是清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保护普通存款人的权益，特别注重保护普通理财人的权益。

从目前进行的这一段时间来看，整体风险都在收敛，大家信心在增强，整个银行间同业的风险溢价在逐步收敛。按照这个思路来化解，我觉得我们可以让风险逐步收敛，而且在整个银行业的发展史中，这段化解过程会在今后银行发展的方向、股东的责任、服务当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小微企业等方面都树立一个典型。谢谢。

记者：最近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的情况下，央行会不会进一步考虑降息降准，或者允许汇率有一定的贬值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另外您觉得这个政策空间是不是也会受到债务、房地产的风险或者通胀预期的制约？谢谢。

易纲：目前全世界的经济确实有下行的压力，大家最近看了中国的经济数据，也有一些下行。但是我们的总体判断是中国目前的经济还是运行在合理的区间，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就是，目前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应对下行压力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知道，以货币政策为例，我们目前的利率水平应当是一个适度的利率水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应当说也是为今后的宏观政策调整留有充足的空间。

但是我要说的一点就是，我们并不急于像其他一些国家央行所做的那样，有一些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政策。我们的判断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稳健的取向，要保持这个定力。同时，客观分析来看，我们不管是在货币政策工具上，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上，还是在其他的方面，我们的空间确实都是比较大。也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担心如果真的出现经济下行，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用完了，比如说他们已经接近零利率了，甚至实行负利率政策，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整个货币政策操作的过程中，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空间，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空间中尽量长地延续正常的货币政策，这样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老百姓的福祉是有利的。谢谢。